第三，作为下游规范的《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也在《行政诉讼法》的影响和推动下制定出来。

林彦也反思：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旨在发展宪法的立法，事实上存在与宪法文本相冲突的可能性。正如冯威所反思的，尽管凯尔森的规范层级理论几乎取代了关于法律渊源的讨论，使其成为了冗余的概念，但是法律渊源学说仍然可能承担更多议题研讨的功能：从法社会学上追问法律的成因。

一般来说，针对成文法的解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文义、体系、历史、目的解释等传统规则，但是宪法确实存在一些特殊性，从而有对一般的法律解释规则进行修订和超越的必要。而在博肯福德看来，正是法律实证主义严格分离规范与事实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宪法的规范性没有被加强，反而向政治事实投降了。宪法典之外的法律素材，不能独立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而是必须依附于宪法典。宪法其实就是规范秩序和政治现实的接口，没有实然的政治秩序的支撑，整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秩序毫无意义。例如，与美国和欧陆国家不同，英国宪法被认为并未经历过从经验性宪法到规范性宪法的革命性断裂。

而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一切可以构成宪法判断的实质理由的其他因素，就都只是认知渊源而已。另一方面，更是在一切理解都是误解的认知下，尽可能多侧面和多维度地描绘全景。充其量也只能是，从以院庭长为主导的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转向以法官为主导的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

[4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4页。如前文所析，在改革开放的转型社会时期，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是我国深刻且重要的宪法变迁方式，它贯穿于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审判独立边界集中体现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价值要素，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是这四个1982年宪法的价值元素不断叠加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尽管如此，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认识也在争议中得到发展，冲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和，法官在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中被推进。

（见下图1） 图11982年第131条变迁前的规范分析框架 宪法序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按照宪法序言全部效力说，它必然对1982年宪法第131条产生指导作用，为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界限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人权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个人对抗国家的工具，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个人与社会整体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权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对立统一。

[8]吴爱英主编：《宪法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48] 1982年宪法的修改是在传承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价值，其中价值冲突的形态表现之一就是冲突价值的叠加。因此，在法治基本原则的指导下，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强化具体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在审判专业技术运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依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干预法院审判的执政党、各个国家机关和公民等各种主体都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新入宪的法治、人权等价值继续渗透、浸入这些干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它们是深度挖掘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边界（以下简称审判独立边界）意涵的重要背景和准则。【参考文献】 {1}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它对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及其相关的姻亲条款都具有指导作用，为这些条款增加了新的规范内涵，即不仅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要保障人权，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行为在实质上也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底线。

如上文所述，宪法修改增加了权力制约法治人权等新价值、新宪法基本原则、新价值前提，是宪法规范意涵变迁不可逾越的新边界。在规范结构上，人权条款的逻辑客体包含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两种不同的行为。

[44]同注[7]，陶髦文，第49页。根据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司法体制等宪法环境，对该宪法条款的规范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相对型分析模式。

另一方面，地方党委非法干涉法院审判却屡见不鲜。这些宪法修改内容映射、渗透、浸入未加修改的第131条，延展和丰富了其规范意涵，增加了其规范分析的结构层次。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保障人权作为限制各种主体干预审判的实质要件是否违背人民整体利益的争议问题，涉及人权和民主新旧价值的冲突，采用兼容方式平衡。[4]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解释制度，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将宪法解释这种宪法变迁方式有效地运作起来。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宪法视角下新中国审判独立边界的演变史研究（18BFX033）的阶段性成果。幸运的是，2018年修宪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在现实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主体的规范意涵趋向延伸，依照法律规定限权功能强化，列举式排除干涉规定蕴含双面意涵，审判独立边界两阶层意涵渐进形成。[7]然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1999年，1982年宪法第5条的法制原则被修改为法治原则，这标志着我国步入法治经济，从形式法制到实质法治的观念转变。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为法院审判提供法律依据，来保护人权。

这些干预法院审判的行为是否合宪，各种主体应当采用哪种行为干预法院审判才合宪，由1982年宪法第131条留下的宪法漏洞引发了学界激烈争论。[49]在这种认识下，2004年修宪之前都没有保障人权的规定，一些极左思想更是将人权打上西方自由主义的标签，认为它与我国社会主义追求人民整体利益相矛盾，甚至出现了个人淹没于国家之中，个人成为国家附庸的极端现象。就文义来看，一般而言，干涉作动词，是指强行过问或者干预。1982年宪法在保留原有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不同价值，价值变迁不是简单的新旧价值交替，而是出现新旧价值对峙、叠加、融合、统一等复杂多样的形态。

多元价值冲突引发对该条款变迁的多种解释可能，不同的冲突形态采用不同的衡量方案。[47]从实定法的角度，2019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第1条规定，……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第2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第7条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34]第三，在规范性质上，尊重在宪法中产生规范效力，使得国家具有尊重人权的宪法义务。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学者主张，人民法院可以解释出合议庭，或者法官，他们都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与其他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

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变迁就存在多种方式。耶利内克认为，宪法变迁特指宪法文本形式上保持不变，通过某些非以修改宪法为目的或者无意识的事实行为而对宪法所作的修改。

党政文件中那些被转化为法律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宪法变迁的预备方式，或者说是宪法变迁的前置程序。我国经济改革却是基于一场尝试性的理论创新，我们摆脱计划经济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这些机械观点的束缚，逐步允许我国发展私有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0]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首先，国家尊重人权中尊重的文义是指尊敬或重视（个人、集体或有关的抽象事物，如意见、权利等）。

有学者将中国目前存在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大致归纳为四种类型，包括现实中实际运行的不成文宪法与宪法文本不一致。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第一次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06年修改《法院组织法》。

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并不具有越俎代庖的可能性。（三）新旧价值冲突的兼容抉择：保障人权作为限制各种主体干预审判的实质要件是否违背人民整体利益 过去曾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取得统一与和谐，个人与国家在利益上是—致的，而忽略了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冲突。

例如，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后为法院提供假证，从而干扰法院判案。在抽象的价值层面，该图景是1982年宪法中人民主权、权力监督与制约、法治和保障人权投映在第131条规范含义上的一段射程。